潘海生 毕乐 李会荣
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教育领域的重要抓手，也是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关键路径。随着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深入推进，相关研究持续升温。分析2019—2026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转载数据发现，当下学界研究重心正从“谁来治”转向“如何协同共治”，议题涵盖政策制度、体系治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院校治理、数字化、国际化等。总体呈现4个趋势：一是产教融合治理持续领跑，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治理机制成为焦点；二是职业本科治理升温，类型特色与权责配置备受关注；三是数据治理、人工智能赋能治理以及“职教出海”治理标准共建成为新的增长点；四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带动政策工具与制度逻辑研究。在基本方向上，学界逐渐形成两点共识：“制度如何运转”比“谁来治”更关键，多元共治、协同治理是必然方向。
然而，繁荣背后存在隐忧。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过程中仍存在“散、弱、虚”的问题，且以“散”为甚，制约了知识的有效积累与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具体而言，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问题散，“大问题”共识缺失。研究重心长期悬浮于宏观层面，偏向体系设计与政策语义解读；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实施后，政策工具与制度逻辑研究多停留在文本阐释层面；市域产教联合体研究多停留在“该建什么”的应然倡导，对实体化运行后的权责配置、利益博弈剖析甚少。院校治理研究也多停留于“应凸显类型治理”的倡导层面，对校企如何分权、内部权责配置远未形成共识；虽指出行业企业主体缺位，却少有人解释“多元主体为何不愿进场”。研究追逐热点多，对现实痛点浅尝辄止，其根源在于，学界对究竟什么是这个领域的“大问题”，即能够统摄全局的核心命题尚未形成共识。研究者多在热点问题间游移，难以形成一以贯之、不断增进的知识脉络，也难以产出大量规范、系统的高品质研究。
二是知行散，学术研究与治理实践“两张皮”。协同共治概念广为套用，但市域产教联合体“怎么协同”的操作性知识稀缺，对策多未转化为真招实招。数字化治理“喊得响、落地浅”，职业教育虽在向数字治理范式转变，但关于“数字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研究极少，仅停留在认识层面，无法回答人工智能如何促进教学评价等真问题。不少研究直接移用国外公共管理理论或普通教育学框架，鲜有从中国职教治理实践中提炼原创理论，“产教融合中间体”等原创概念少，学术话语体系薄弱，既难以解释本土实践，也难以指导本土实践。
三是方法散，实证研究偏少且方法主义盛行。一端是实证薄弱，多为政策阐释或概念思辨；治理研究对象本是多元主体权责博弈、制度运转的因果链条，最需要的长期追踪、多案例深描却恰恰缺乏。另一端是方法使用的失当，一味追逐方法的前沿性，忽视问题与方法的适配性，造成方法僭越问题，未能深挖治理运行逻辑与规律，结论流于常识。
四是主体散，科研圈层固化，力量“攥不成拳”。科研产出高度集中于东部地区、“双一流”院校，职业院校构建自主知识体系自觉不足。职业院校、行业企业本是治理“局内人”，科研产出却偏低，导致对协同治理真痛点把握不准。协同平台缺位，各圈层自说自话，选题低水平重复，资源分散，缺少稳定合作机制与共享评价标准，科研力量尚未形成合力，难以产出重大的原创性、突破性成果。
面向“十五五”，必须把治理现代化科研做深做实，逐步积累植根中国经验的学术资源，完善中国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为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实现注入强劲动力。
首先，凝练“大问题”，加快自主知识体系构建。破“散”先要立“靶”，围绕“制度如何运转”形成分层递进议程：宏观追踪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政策落地，揭示制度如何在区域被“翻译”“变通”；中观解剖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业学院等治理规则与运行机制；微观深入院校治理，关注教学关键要素联动治理机制，建构中国特色理论解释。要以“大问题”为中心，从治理价值、协同治理、治理生态等本体追问出发，打造标识性概念，推进中国职业教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自主生成。
其次，扎根中国实践，打通“研究—实践”转化通道。职教科研绝不能是书斋学问，研究者要多下院校、进企业、入园区，与校长、教师、技术能手、企业管理者深入交流，从治理悖论与困境中抽象命题，从“理论搬运”走向“理论生成”。对策需要基于实证，把想法变办法、原则变流程，让结论在真实场景中检验、迭代，把文章写在治理一线。
再次，打破“方法迷信”，厚植实证根基。方法服务问题，而非凌驾问题。把“治理过程”作为对象，倡导实证、诠释、批判多元并行，鼓励行动研究、参与式观察、民族志等质性研究方法，刻画多元主体协同的权责逻辑；审慎运用量化方法，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开展多源数据收集与挖掘，推动研究向大规模、多维度、精准化转变；立足国情开展国际比较，完善“职教出海”治理模式，增强国际影响力。
最后，建强学术共同体，强化共识与深度对话。把散的力量攥成拳，关键在组织与评价。让行业企业真正进场，以重大课题为牵引，统筹普通高校、职业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组建跨主体团队，善用“揭榜挂帅”，将治理一线“真问题”张榜公布，让能者揭榜，协同破题，把协同治理研究变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实践。优化评价环境，以政策价值、理论价值、应用效果、社会影响力为导向，建立多维质量评价体系，鼓励知识增进式研究，让每项研究成为下一项研究的台阶，而非孤岛。
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科研走出“散”局、迈向聚合，意味着议题围绕真问题聚拢，理论在本土实践中生根，方法服务于问题，队伍攥指成拳。当研究不再离散，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理论体系终将在高质量积累中破土而生，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作者分别系天津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职业技术教育》编辑，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
（来源：《中国教师报》2026年9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