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教育现代化研究院理事长、博士 葛道凯
【摘要】《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也为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提出一系列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为此，职业教育科研教研应置于教育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中，准确把握功能定位的历史性转变；置于基本矛盾转化的总进程中，回应从“学校好不好”向“教育适不适合”的时代追问；置于激发内生动力的深层需求中，破解结构性转型中的思想观念、资源配置与体制机制难题。当前，教育发展逻辑发生根本性转换，职业教育科研教研应致力于推动因材施教真正成为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适配现代化；职业教育；科研教研
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呼唤与之适配的职业教育科研教研
发展适配现代化进程的职业教育科研教研，这一现代化进程既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也指向职业教育的现代化进程。2026年6月22日，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在总体要求中明确提出，要聚焦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到2030年，教育强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高质量教育体系基本建成。这一表述清晰勾勒出教育改革发展的内在逻辑：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是三大抓手，而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则是其根本落脚点与价值归宿。
（一）落实《规划》部署，需要高质量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活动
办好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是重要基础。《规划》对此作出了系统部署，也对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提出了一系列亟待回应的时代命题。
在人才培养体系层面，《规划》提出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并推动职业教育本科与专业学位教育融合贯通。“融合贯通”的理念已提出多年，但其理论基础究竟是什么？理论与实践之间如何建立起有效衔接机制，确保贯通的科学性与实效性？这些根本问题，有赖于科研教研给出系统答案。
在教育体系布局层面，《规划》同时提出促进高中阶段学校多样化发展，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推动普通高校、职业学校和开放大学协同联动，聚焦学习者需求开发资源、开展培训。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应如何定位？与普通高校、开放大学之间如何形成功能互补、分工协作的格局？这些都是科研教研工作者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
在体制机制创新层面，《规划》还提出深化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打造产教融合新形态。“新形态”究竟新在何处？与既有形态有何本质区别？其理论根基与实践路径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同样需要深入研究、系统阐释。
此外，《规划》对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也作出明确部署：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每一项改革举措的落地，都离不开科研教研的理论支撑与实践验证。可以说，《规划》内容丰富、部署全面，但要将蓝图转化为实效，科研教研的支撑作用不可或缺、贯穿始终。
（二）建设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高水平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同样硕果累累。然而，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根基是什么？理论体系的核心要义又是什么？这些根本性问题仍有待理论界深入求索。我们既要讲好中国职业教育的实践故事，更要筑牢中国职业教育的理论基石。
《规划》提出，要持续加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动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提质升级，持续建设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和创新团队，加强高校智库建设。职业教育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必须加快构建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教材体系。
（三）实现事业科学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成果的广泛应用
科研教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是影响改革发展质量与水平的关键变量之一。《规划》明确提出，要引导全社会树立科学的人才观、成才观与教育观。然而，当前职业教育理论界对科学人才观、成才观、教育观的内涵阐释是否充分？学理提炼与体系化梳理是否到位？其传播与社会认同程度又如何？这些问题尚待深入检视与系统回应。
《规划》进一步指出，要主动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趋势，强化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养，破除要素壁垒，推动交叉融合，引导高校实现从学科本位向服务国家战略的转型。这一战略导向蕴含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学科发展与国家战略并非二元对立，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二者之间如何构建起科学、有效的内在关联与互动机制？这一基础性理论命题，急需学术界予以深入探讨并作出学理回应。
二、开展科学的职教科研教研，主动回应时代提出的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
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科研教研肩负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职业教育科研教研的支持，但唯有科学的科研教研，才能真正赋能职业教育发展。
（一）要将职业教育科研教研置于教育全面普及的大背景之中
任何研究的针对性与解释力，都离不开其所处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方位。当下，唯有将职业教育科研教研置于教育全面普及的宏大叙事中，方能准确把握其问题域与价值取向。
学前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最后一个实现全面普及的学段。2020年，全国学前教育毛入园率突破85%，标志着学前教育实现基本普及；2023年，这一指标进一步攀升至90%以上，学前教育由此进入全面普及新阶段。
在此之前，义务教育已率先实现全面普及。从历史脉络看，全国初中教育毛入学率1978年为66.40%，1990年为66.70%，1997年升至87.10%，2002年达到90.00%，实现全面普及。
高中阶段教育的普及化进程同样迅猛。高中阶段教育涵盖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技工学校等面向15~17岁青少年的全部教育类型。数据显示，2000年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42.8%，2010年升至82.5%，2012年达到85.0%，实现基本普及，2020年达到91.2%，实现全面普及，2025年为92.0%。这意味着，自2020年起，高中阶段教育已从选拔性教育转向非选拔性教育。从教育发展规律审视，高中阶段实现全面普及后，初升高的核心功能已由“选拔”转向“匹配”——促进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双向适配，使不同禀赋不同特长的学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教育路径。
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进程同样引人注目。1978年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2.7%，1999年升至10.5%，2002年突破15%，标志着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迈入大众化教育阶段；2019年突破50%，进入普及化阶段；2023年达到60.2%，2025年进一步升至61.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1.3%意味着：
第一，从应届毕业生升学机会看，高等教育已从“少数人的机遇”变为“多数人的常态”。以2025年数据为例：当年普通高中毕业生924.61万人，中职毕业生404.92万人，高中阶段应届毕业生合计1329.53万人；同期本科招生519.12万人，全日制专科招生551.70万人，五年制转段58.74万人，合计1129.56万人。据此测算，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理论升学率为84.96%，也就是说，约85%的高中阶段毕业生都有机会升入全日制高等教育。
第二，从历史纵向对比看，普及化的速度远超人们教育观念的变革进程。2000年，普通高中毕业生301.51万人，中职毕业生499.56万人，高中阶段毕业生合计801.07万人；同期全日制本科招生116.02万人，全日制专科招生104.59万人，合计仅占应届高中阶段毕业生的27.54%。25年间，这一比例从27.54%跃升至84.96%，其中本科招生占比从14.48%升至39.06%。
换言之，当前应届高中阶段教育毕业生升入全日制本专科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2000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的两倍；其中当前升入全日制本科教育的比例比2000年升入本科和专科的合计还要多近12个百分点。从研究生教育的角度看，2025年接受研究生教育的人口比例，与2000年接受函授专科及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已大体相当。这一对比深刻反映了我国教育事业跨越式发展的巨大成就。
上述数据所反映的教育宏观结构层面的历史性变迁，带来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追问：今日之本科教育、专科教育、中职教育分别承担着怎样的功能定位？职业教育与其他类型教育之间，在任务、性质、作用等维度上，是否仍延续世纪之交确立的逻辑边界？职业教育与职业培训、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育之间的分野是否依然如过去那般清晰？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较世纪之交是否已发生质性变化？甚至职业教育的学程安排、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升学与就业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审视与回答。这无疑对广大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极具挑战性的学术命题。
教育全面普及并非发展的终点，而是教育发展逻辑发生根本性转换的新起点。职业教育科研教研必须主动回应这一时代之变，在新的历史方位中找准自身的学术坐标。
（二）要将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摆在破解教育发展基本矛盾的总进程之中
教育发展的规模与速度是外在表象，教育内部矛盾的运动与转化才是本质动因。教育作为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与政治制度的集中反映，其根本属性与办学方向必然与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随着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教育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都在发生深刻变化。
从基本矛盾看，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基本矛盾经历了四次历史性转化。新中国成立之初，基本矛盾表现为人民群众对基本教育资源的需求与基本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转化为人民群众对普及教育资源的需求与普及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以2001年国家宣布实现“两基”战略目标为标志，进一步转化为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巨大需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过去20余年间的教育政策，正是围绕这一主线展开的；进入新时代，教育基本矛盾正在发生新的转化：人民群众教育需求的多样、个性与教育供给的单一、粗放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为新的时代课题。教育基本矛盾的变化，意味着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取向需要适时做出调整。
从主要矛盾看，其演变轨迹同样清晰。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的主要矛盾是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即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改革开放初期，主要矛盾转化为办学条件与办学规模之间的矛盾；21世纪初期，进一步演变为普遍提升与重点突破之间的矛盾；进入新时代，主要矛盾呈现出新的形态——教育发展日益“内向化”，越来越聚焦于自身领域内的事务，而社会参与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却明显不足。需要指出的是，社会参与不充分并非指社会对教育缺乏关注，而是指当前参与教育的社会主体多以“裁判员”“评论员”的身份审视教育，而非将自身视为教育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背景下，“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这一根本问题，需要重新作答。
教育公平是一个被频繁提及的概念，但其内涵却有待进一步厘清。公平究竟是兜底性的公平、过程性的公平，还是因材施教的公平？不同的公平观指向截然不同的实践路径。当前阶段应当优先关注何种公平？三种公平之间又应当形成怎样的逻辑关系与实践次序？这些都是亟待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
归根结底，教育发展的过程，就是基本矛盾不断转化、不断破解的过程。如何回应从“学校好不好”的单一评判向“教育适不适合”的深层追问，正是职业教育科研教研必须面对的重要时代课题。
（三）要将职业教育科研教研放到激发发展内生动力的深层需求之中
我国的职业教育正在经历巨大的结构性转型，不仅包括中等职业教育，也包括专科职业教育和本科职业教育，整体处于巨大的转型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中等职业教育正从发展主体转向少而精。高职专科教育正从示范引领走向特色发展，每所学校都应办出自身特点。作为理论工作者，需要思考以专科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与以中职为主体的职业教育发展策略应有哪些差异，高职专科的政策指导和学校办学应有哪些不同？
高职本科教育正从探索试点开启扩规增校新阶段。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稳步增加职业本科学校数量、扩大招生规模。其发展基石在哪里？在这一过程中虽有改革实践，但在思想观念、资源配置、体制机制上，尚缺乏深入系统的思考。
当前，处于转型期的职业教育发展面临思想观念桎梏、资源配置固化、体制机制束缚等深层次问题。要使职业教育在未来实现更好的发展、稳步的发展、科学的发展，根本动力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确立科学的教育理念，必须深入一线，针对一线现实存在的问题，拿出务实管用的办法，贡献理论界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调动全战线的力量共同破解难题，共同推动职业教育稳步向前。
最后，用两个词对上述主要观点做一个小结：一个是“平等（Equality）”，即给予所有人相同的资源或机会；另一个是“公平（Equity）”，即根据需求差异化分配资源。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教育发展一直致力于实现教育平等。这一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教育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即更加注重公平的时代，也就是促使因材施教真正成为现实的时代。
（来源：《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6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