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陈桂林
高技能人才是中国创造的基础性力量，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大批高技能人才提供战略支撑。当前，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产业正在向“双高端”攀升并加速链式集群发展，AI等新一代科学技术也在持续交叉融合并向产业深处渗透。在此背景下，高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紧缺更加凸显，迫切需要实施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系统推进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
高技能人才必须走集群化培养之路是由其成长规律与技能形成的内在逻辑决定的。技能就其本质而言，涵盖知识、方法和精神三个层面。真正意义上的高技能人才，其过人之处不在于单项技能的高超精湛，而在于知识的多学科跨界、技能的多场域融合、精神的丰盈与价值的高扬。一个人仅凭单学科知识、单项操作技能和单向度精神素养，既难以回应产业转型的系统性要求，也无法适应科技融合的大趋势，尚不足以被称为高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的内涵决定了其培养无法靠学校单点发力，也不是校企点对点合作所能完成的。它呼唤一种价值多向、主体多元、场域多维、能力多阶、素养多度的集群协作式培养——这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而是规律使然。
所以，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必须立足“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的基本理念。其关键在于把“产”的逻辑真正转化为“教”的底层逻辑——要深化政府、行业、企业、学校之间的制度性合作，整合多方优质资源、重构办学关键要素，整体设计并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五个教学关键要素的联动改革。同时，不能停留于将产业技术标准简单“移植”进课堂，而应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所隐含的能力标准创造性地转化为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以此为支点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底层逻辑，真正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目标，为大规模培养高技能人才提供制度性条件。
推进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需要定位“准”、立足“高”、强化“集”、形成“群”，在四个关键点上取得突破。
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集群跃升。科学技术正由专业化细分走向综合化融合，数字化生产正由分工协作走向全流程控制。这种变革意味着，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目标不能停滞于“一技之长走天下”，而必须回应学生岗位迁移、综合技能迭代和终身学习的成长需求，同时承载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在教育价值选择上，必须超越单纯的工具价值，回归教育的理想向度，着力培养具有独立人格、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的时代匠人。与此相应，在培养模式上，必须摒弃“一技之长走天下”的陈旧观念和“订单式”“定岗式”等路径依赖，转向宽口径培养、多岗位历练、多场域实践、复合式成长和多样化成才——一句话，从“造器”走向“育人”。
要推动人才培养主体的集群融合。多年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单一主体、封闭空间的人才培养模式无法回应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职业教育是以产教融合为本质规定性的类型教育，必须有勇气打开“围墙”，树立以职兴城、以城兴职的开门办学理念。不仅要把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科研机构、第三方组织等多方主体“拉进来”，更要让各方“坐下来”形成协商共治机制，最终真正“动起来”，将各自所持的意志、理念、文化、技术、工艺、流程等异质性资源，实质性地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与实施全过程。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拉进来”不等于融合，“坐下来”也不等于共识。集群培养的真正难点在于打破主体之间的制度壁垒与信任隔阂，而这才是改革真正的深水区。
要推进人才培养体系的集群重构。高技能人才培养不是多元主体资源的简单相加，它要体现集体意志、集体智慧和集体作为。要以集群式协作推动教学关键要素的深层变革。课程标准的制定应从产业、行业、企业的技术与能力标准中生长出来。学校要紧盯新技术新职业的工作场域、岗位任务及其知识与能力图谱，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等产业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嵌入并有机融入学校的课程、教材和实训教学，使之成为滋养学生成长的活水。人才培养过程与质量评价也不能由学校一方说了算，而应由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行业专家等共同实施，让评价标准回归产业现场，倒逼培养质量提升。
要追求集群治理的实质一体化。集群不仅是经济学概念，也是生态学、社会学概念。高技能人才培养集群治理体系的构建应当以多学科视野来审视其复杂性。既要充分保障多方主体的生产效率与经济效益，又要合理设计集群的生态系统与功能结构，还要构建基于公平正义的平等协商机制、公共服务机制、多元治理机制和现代治理文化。要以集群理念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走向实体化运行，使其超越松散联盟和符号化存在，真正形塑共同体意识和共同体精神，最终实现集群治理在价值理念、制度规范、经济利益、文化取向、精神情感上的深度一体化。只有如此，集群培养才能从“形式集群”走向“实质集群”，从“物理集聚”走向“化学反应”。
（来源：《中国教师报》2026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