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职业教育改革是在特定时空中的目标重构、战略调整与路径选择。在“双循环”发展格局和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职业教育要不断提高适应性，在高适应性中提质赋能，走向高质量发展。新时代职业教育的价值定位在于以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助力技能型社会建构，促进社会更加充分就业，推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然而，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受到新发展格局中的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与新经济政策的多重影响，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规范整体秩序，夯实职业教育类型化建设基础；重构跨界生态，构建可持续区域协同服务网络；聚焦关键性要素，在整体治理中精准赋能。
关键词：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劳动就业；技能社会；供给侧改革
（作者简介：胡微、石伟平，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
职业教育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职业教育在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调整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过去二十年，职业教育经历了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就业”到“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转变，已经从“被动适应经济发展”逐步转变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2]如今，新发展格局与传统职业教育之间已经存在着矛盾，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之间的适应性问题愈发突出。因为我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度转向高质量，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加上疫情常态化的复杂形势，国家经济发展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发展格局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国内消费市场潜力，也对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与经济政策等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高质量发展把对职业人才的要求推向了新的高度。[3]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通过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内需潜力。”[4]因而，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中，职业教育是影响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供给的重要力量，应全面贯彻落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肩负起从适应需求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使命。
一、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价值定位：在高适应性中助推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改革最根本的是要解决“不同经济发展时期需要怎样的人，以及人的职业发展需要怎样的教育？”的问题。[5]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要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点还是将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提升摆在首要位置，通过教育和培训促进技能投资，实现劳动者更高质量和更加充分就业，提升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过去“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实现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以促进就业和适应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社会需求优先转向“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的民生需求优先的底层逻辑转向，以个体需求与社会需求内化于职业教育发展之中，实现“让更多的人在新发展阶段中受益”的目标体系，最终实现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更高质量生活与社会”的愿景。
（一）更高技能：职业教育助力技能型社会建设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促进劳动者有效提高劳动技能、实现“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路径。OECD在《更高技能、更好工作和更高质量生活》（Better Skills，Better Jobs，BetterLives）的调查报告中指出技术技能已经成为21世纪的全球“货币”。[6]如果没有对技能的适当投资，劳动者难以在社会中生存，技术进步也无法转化为经济增长。一方面，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个体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活动之一。技能首先是劳动者的个体能力，接受合适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有助于激发个体内在价值，实现个体技能的全面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技能形成的重要制度，也是技能型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吸引力的提升能够促进技能成为劳动力市场上甄别劳动力的信息标志，发挥技能的信号功能。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技术进步、个体收入、个人成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7]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社会公平和自由选择的观念，也受到家庭、社区、教育背景等的深刻影响。因此，通过职业教育和生涯指导促进劳动者学习和增进社会福祉从未像现在这般重要。伴随着整个国家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职业教育要更加注重在实现个体与社会总体技能水平提升以及技能文化形成等方面的功能发挥，推进教育战略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
（二）更好工作：职业教育促进更加充分的就业
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影响劳动者个人工资收入和国家经济发展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全球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境中，尤其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使得劳动者对高技能获得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还面临着高技能工人与低技能工人之间工资差异造成的收入不平等加剧的问题。劳动力市场上，中、高级技能工人拥有相对的工资优势，这种工资优势激励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获得胜任中、高级技能工作的资格。因此，对劳动者技能的有效投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与培训是当前应对这些挑战最佳的解决方案。《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的核心目标和指导原则并表明职业教育在缩小技能差距、贫富差距以及促进劳动者同工同酬、体面就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职业教育是直接面向产品和服务的教育类型，因此，接受更多的职业教育意味着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就业机会越多，拥有更多的自由选择权。职业教育能够帮助劳动者在产业结构升级、人工智能化和就业岗位自动化的背景下，胜任更加复杂的工作岗位，如从常规型任务的工作岗位到非常规型任务的工作岗位，包含更多分析型、互动型工作任务的岗位类型。[8]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职业教育与就业培训的一体化可以提高社会整体劳动力的素质和水平，缓和再就业矛盾，改善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增强就业稳定性，顺应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求，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
（三）更高质量生活：职业教育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职业教育在满足劳动者生活需求和劳动力市场需求、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及减少社会不平等方面发挥着核心作用。从人力资本理论框架来说，职业教育与培训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能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帮助劳动者在具有高度灵活性和风险性的社会里，有能力面对包括裁员、失业和不稳定的行业环境等各种不确定性，计划自己的职业生命和个人生命。职业教育促进教育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逻辑可以被视为一个动态过程，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促进技能积累，提升多样化成才的机会，帮助劳动者顺利地完成从学校到工作世界的过渡，让其在具备必要谋生技能的基础上，更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在社会中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并有充分的可能实现职业流动和阶层跃升。此外，社会正义和教育公平的实现要求职业教育在服务对象、服务功能上有更进一步的拓展，边缘群体的社会融入、弱势群体的就业培训、底层劳动人民的社会流动与社会地位获得等当前的社会重要议题都需要新时代职业教育充分发挥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功能，在“兜底”中实现职业教育价值增值。
二、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现实挑战：产业、就业与政策的多重影响
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面临着新发展格局中产业结构、劳动力结构与经济政策等要素叠加裂变的复杂形势，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的涌现对劳动力的派生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劳动力供需两端的调整对劳动力结构在数量和质量上也产生新的要求。为此，要发挥国家经济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调节国民收入再分配，刺激消费、促进就业，从而实现产业需求和劳动力供给在劳动力资源配置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均衡发展。
（一）产业结构的新变化
新发展格局对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诉求。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中产业链、供应链向高附加值延伸，直接促进了单一产业形态的简单劳动逐步转变为更高级产业形态的复杂劳动。以内需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求高耗能行“腾笼换鸟”，要求更多劳动者掌握更为综合全面的职业技能和知识结构。[9]产业间合作深化，上下游企业聚集、互利共赢等已经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新引擎。[10] 《关于促进快递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出构建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快递物流服务体系，诸如制造业与快递业的这种产业间合作深化以及相关行业企业内部生产链、供应链重构亦吸引大量技术技能工人以及高技术人才向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集聚。数据统计显示，预计到2025年，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制造业重点领域产业人才缺口达到2900万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预计人才缺口 300万人；[11]另一方面，新发展格局中新兴产业的涌现必然会带来就业机会和就业结构的变化。如以美团、饿了么等为典型的消费者服务业，以快手、抖音为代表的媒体与传播业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迅猛，创造了大量新兴的就业岗位，据商务部监测，2020 年上半年全国电商直播超过 1000 万场，活跃主播人数超过 40人。[12]此外，伴随新冠疫情的持续影响，“互联网+服务”等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得到普及并趋于成熟，覆盖工业、医疗、媒体、交通等多个领域。由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要满足产业结构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带来的工作任务内容、形态升级与复杂工作岗位数量、结构提高的要求。
（二）劳动力市场的新要求
新发展格局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促使劳动力供求两侧均出现较大变化，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者数量、质量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劳动力就业特征主要体现出“第三产业拉动就业”和“专业技术人才匮乏”两大特征，劳动者的技能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已经成为我国就业的结构性难题，教育过度、技能过剩与教育不足、技能欠佳以及越来越多的技能过时现象并存。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对劳动力规模和劳动力素质要求大幅提升。“十四五”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要达到发达国家当前基准，则 6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要达到 12.7年，新增大专以上就业人口 2.17亿人。[13]此外，要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吸纳更多高素质人才就业，教育教学的人才培养要更加匹配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解决当今青年就业危机的过程中，职业教育和培训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技能错配。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要从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出发，促进劳动者专业化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进而实现劳动力市场机会均等和收入均等。
（三）新经济政策的改革动态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职业教育需要适应数字经济新变化。新发展格局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在财政、货币、投资、消费等方面出台多项政策调控和管理总需求，在促进就业和经济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0 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26.18%，扭转国民经济“脱实向虚”的现状，推进工业高级化发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鼓励和支持“碳中和”、泛高端产业发展，是当前我国产业政策转变的重要目标，同时也能有效解决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14]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收入分配问题。我国当前是一个“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比例过低。[15]新发展格局强调通过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致力于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加强对低收入劳动者的教育与培训能够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相互促进，一方面既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又可以改善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因此，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要致力于通过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增加收入，提升劳动报酬促进消费，帮助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到2025年城镇新增就业 5500 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的目标实现。[16]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实施路径：在综合治理中推进精准化问题解决
在“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之中，增强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保证新发展格局中职业教育功能定位的实现，要从立足于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推进的整体性治理与注重问题解决的精准化治理逻辑出发，在宏观上构建有序的职业教育类型化生态体系，打造“跨界”协同的区域协调结构，在微观上紧抓职业教育内部关键性要素，拓展职业教育整体性治理的理性运作。
（一）规范整体秩序，夯实职业教育类型化建设基础
“职教 20 条”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这就决定了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是一个涵盖中等教育、专科教育、本科教育三个学制层次的体系化有序调整过程。促进中职功能转型、推进高职扩招深化和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我国双轨制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抓手，也是实现新时代职业教育功能定位调整的基础性保障。
1.保持中职在维稳中走向多元
处于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端口，我国现阶段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应紧密结合产业、行业发展动态，积极应对青年人力资源受教育年限延长以及技术技能升级的需求转变。一方面，《中国教育现代 2035》提出教育现代化要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需要发挥中等职业教育在服务中西部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革命老区，服务农村地区，服务庭经济困难学生、残疾学生和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等特殊群体等方面的天然优势。[17]另一方面，注重为高等职业教育输送具有扎实技术技能基础和合格文化基础的生源。高职百万扩招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发挥有了新的要求，尤其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中等职业学校是高职招生的重要来源之一，中职从传统稳定就业逐步向升学教育和生涯教育的价值转向是必然要求。这两个方面也契合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对中等职业教育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体系结构优化功能方面的战略布局。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表明，随着我国产业从劳动、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升级，要求教育体系设计必须将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作为重要考量维度，而应用型人才的结构及其特征决定了中等职业教育要从以往经济功能逐步转向教育的基础性功能。也就是说，新发展格局下中等职业教育应当逐步转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础性教育，同时应当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类别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采取多样化、特色化发展的思路，探索发展以专项技能培养为主的特色综合高中，支持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试办社区学院，并在课程内容体系与教育教学方式、专业设置与教学标准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
2.推进高职“后扩招”时期教育过程改革
作为重要的教育服务组织，面对服务对象和服务功能日益复杂的情境，整体推进扩招后教育服务过程深化改革与高等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从而保障教育服务质量，是新发展阶段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体现。2019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改革完善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办法，大规模扩招 100 万人。《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的印发将这一战略布局落实到具体行动，并在发展理念、人才培养模式、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两年，我国高职分别扩招116.4 万人和 157.4 万人。一方面，高职教育作为类型职业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扩招之后势必面临构建衔接沟通各级各类教育、认可多种学习成果的终身学习“立交桥”，既要发挥巩固专科高职教育主体地位的作用，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输送区域发展急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又要在此基础上引领中职强化其基础性作用，使得新增劳动力更多地接受高中阶段教育。[18]同时高职扩招后，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仍然需要在本质上去探索深化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引导不同阶段教育协调展、合理分流，引导学生多种方式成才。另一方面，从政策要求来看，高职扩招必须将教育面向人人、服务人人的理念落到实处。以民生为主旨的高职扩招主要体现在非传统生源群体作为高职主要受教育对象，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是高职扩招重点关注的群体。这些不同类型的受教育对象进入高职院校学习，涉及现有专业课程内容、结构的重组以及治理体系的变革，需要专业、科学的计划与调整。[19]以“双高计划”为引领，鼓励高职院校开展补贴性培训和市场化社会培训，实现各类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和转换。
3.发挥职业本科“头雁”的引领作用
职业本科建设是全面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期我国职业教育本科层次人才培养的主要形态。从《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引导一批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技术类型高等学校转型”到高职院校升格本科再到“职教20条”再次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职教本科试点逐步进入改革深水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逐步被明确为建设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确立职业教育“不同类型、同等重要”战略定位的重大举措。无论是高职院校升格还是地方院校转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改革的初心，也是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一方面，高职院校升格职业大学首先要根据本科层次职业大学办学功能的特点，建立健全满足需求的内部管理机构及运作程序；其次应根据高等职业教育特点加强科学研究与应用研究，积极与优质企业开展双边多边技术协作，尤其要加强行业企业技术攻关研究，以合作项目为载体，组建行业企业——职业大学科研共同体，服务地方中小微企业技术升级和产品研发；再则要加强“双高”师资队伍建设，创新教师企业实践制度，鼓励专业教师科研成果转化。另一方面，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经济增长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鼓励和支持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在原有专业研究、创新能力的优势上应进一步适应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轮技术革命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提高应用技术本科参与贯通培养项目的积极性，亟需拓展新的更加标准、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其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中的引领责任。完善高校转型发展的配套政策，在工程技术等领域探索“应用型本科-专业学位硕士”贯通培养试点，适当增加专业硕士学位授予点。实施分类评估，建立区别于普通教育的符合职业教育规律、体现职业教育特点的应用技术本科评价标准，推动形成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机制并将评价结果作为政策支持、绩效考核、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
（二）重构跨界生态，构建可持续区域协同服务网络
在纵向职业教育体系有序构建的基础上，回归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公共性的价值实现，需要在教育资源信息寻求者与需求者间搭建起桥梁，形成价值共创、融合共生的跨界内容生态。跨界性就意味着职业教育内外关系在横向角度上的发展与治理逻辑，即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与实践以何种方式满足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以产教深度融合为抓手，推进“平台化”的社会服务供给，助力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实现，能够促进职业教育“内塑质量”与“外接需求”双向路径全方位畅通发力。
1.区域产教深度融合的部署
产教融合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也是确保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根本所在。从我国现有产业发展来看，省域产业发展特征较为明显，地市或县域产业更为单一、集中，对于产教融合的深度展开更为有利，因此在区域层面上推进产教融合大有可为也当有可为。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可以从四个方面有效推进：其一，加强区域统筹，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促进省域或地市域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其二，分级分类编制发布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报告、行业人才就业状况和需求预测报告，建立区域产业需求清单与院校专业供给清单，推进区域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以及研究生层次的专业水平与产业水平对接；其三，推进职业院校协助行业企业职业技能培训和在岗继续教育，促进职业教育劳动力开发与教育的功能价值实现；其四，发挥职业教育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对产品推广、工艺改进、技术革新等方面的重要支持作用，由政府统筹职业院校、行业企业资源，建立产学研互动合作机制，有效解决行业企业面临的研发难题，同时提升职业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率。综合而言，区域产教融合是政府统筹引导下的校企全方位对接与融合，只有在这个层面上将其规范化、体系化，才是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最为适切可行的方案。
2. “平台化”社会服务的拓展
正如当下倡导建立的共享教育生态体系，职业教育平台化办学将对职业教育功能和价值的最大化发挥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平台化、生态型组织模式的打造，具有较强的集聚功能和杠杆力量，[20]是未来教育发展的机会点和发展点，也是智能制造、“互联网+”时代的教育资源最大化覆盖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典型的跨界教育，职业教育跨越了学校与社会、学习与工作、职前与职后，借鉴企业管理中平台化的理念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出发来办学，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更合适的教育服务以及更为有效的职业教育办学资源配置，能够促使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社会和面向未来的理念得以实现。具体来说，一是要跨界基础教育，促进普职融通。发挥职业教育的类型优势和资源优势，切实助力劳动教育实践的全面推进；联合中小学积极开展职业体验活动，拓宽职业体验渠道。二是要跨界企业培训，创新发展现代学徒制和 1+X 证书培训等育人模式，链接整合产业、企业需求。三是跨界社区教育，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非学历职业教育与培训，建设终身学习平台，扩大职业教育影响力。四是跨界特殊教育，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通过专门编班或随班就读等形式，为残疾人群体提供合适的职业教育。基于平台化的职业教育发展和服务拓展，能够实现资源的连接与配置，能够基于学生需求、学校发展、社会资源整合进行动态更迭，以平台为学校的发展轴心，形成办学优势，拓展职业教育品牌，服务社会。因此，以全新的教育思维与实践范式，解决职业教育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快速敏捷反映多元利益相关者的需求是推进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供需匹配的有效路径。
3.乡村振兴的担当
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是进一步巩固脱贫攻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坚实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新型城镇化的步伐，加快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使这部分人富起来，是拉动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21]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对这部分群体技能充分投资，促进中等收入阶层规模扩大、消费增长，持续释放经济内生增长动力，逐步形成供给结构动态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内循环体系。一方面，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招收初高中毕业未升学学生、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接受中等职业教育，为广大农村培养以新型职业农民为主体的农村实用人才，使城乡新增劳动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另一方面，职业院校积极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培训机构形成合力，强化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培训，对接职业教育“X 证书”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开展职业技能教育，助力农民工技能提升体面就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新市民，促进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入。此外，加强涉农院校或涉农专业基础能力建设，升级课程结构与育人方式，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农产品深加工相关专业，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农商人才、治理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等，增强职业教育与农村现代化发展的适应性。
（三）聚焦关键性要素，在微观治理中不断实现高质量赋能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蕴含的治理科学还体现在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及对关键问题的精准定位和精准回应。在推进与实施功能全面、服务主动的类型化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础上，牢牢把握“三教改革”、1+X和专业体系构建等关键要素，精准发力，是实现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过程中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1.明确“三教改革”推进的重要问题
“三教改革”的推进实施必须要明确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厘清教师、教材、教法三者之间的关系。教与学是辩证统一、互不分离的，“三教改革”的成效最终由学生的学习效果来展现，因此，职业教育“三教改革”要以教师为主导通过改革创新教材、教法，强化学生与教师的交互沟通，并根据区域产业发展特征、学生需求、学习习惯、学习特点进行系统性变革，实现教师、学生、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手段等要素的有机统一。二是重点抓好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国家事权。一方面，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事关国家利益，必须由国家统筹管理。贯彻职业教育教材建设国家事权，在国家教材委员会的统筹指导下，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类型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储备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健全地方和学校的教材管理制度，明确各级教材管理主体的职责。职业教育专业课教材需要兼顾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地区专业的差异性，坚持“国家领导下的分级管理体制”，充分发挥地方、行业和学校的自主权，开发适用于本地区本专业的结构化、活页式专业课教材。加强职业院校教师对教材开发、使用以及批判反思能力的培训，从职业院校学生的认知特点出发，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自然规律，更好地推进职业教育教材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2.破解1+X证书制度实施的重难点
1+X 证书制度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核心思想，将多元利益主体联系起来，整合力量为满足个体长期可持续发展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在国家考试制度和技能证书培训制度方面做出了重大调整优化。1+X证书制度作为类型教育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其逻辑起点是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规律，其最终指向应当是能力导向，以学历证书和多种职业资格证书引领人才培养的专业化、复合化与实践能力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X证书制度是我国从学历凭证社会转向能力价值社会的重要部署，高度契合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大会提出的构建面向全体
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战略蓝图。而新发展格局中1+X证书有效运行面临的关键难点在于实践与保障条件滞后于制度设计。因此，在更为深度的产教融合过程中，首先要推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证书的有机衔接，需要政府组织引导技能等级证书的开发流程和管理程序，行业、企业和院校积极参与动态开发体现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的职业技能等级标准。其次，1+X证书制度的创新设计，为我们重新审视新发展阶段中的职业课程及其在教育体系中的价值奠定了重要基础。即新发展阶段要聚焦全面推进课程体系与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的有效融合，将职业资格认证的知识点纳入具体的人才培养方案，提高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以高技能、高工资或高需求的职业或行业为导向，培养学生生涯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再则，需要全面认识1+X证书制度的切实推行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涉及学分银行与国家资历框架等配套制度改革，突破传统人才培养学制固化的约束，根据产业需求和人才发展需求，创新技能、学分与学制之间的等价互换，有效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和转换。落实职业院校学历教育和培训并举并重的法定职责，建立终身学习与技能培训制度，让更多劳动者通过技能拓展与提升，实现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从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社会培养更有生产力的劳动者。
3.强化以产教深度融合为引领的专业群建设
新发展格局中职业教育专业群建设并不仅仅是教育系统内若干专业的组合拼盘，这项复杂的动态系统工程需要以产教深度融合为主线，综合两个方面去考虑。一是要在总体发展方向上重新建构专业群建设发展的新思路，聚焦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组织结构及其内外部联系。具体来说，就是要进一步探索和论证专业和专业群的设置和组织方式与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对接、与经济发展所需的产业需求端对接、与工作岗位能力标准对接的学理解释和实践方案，以此为改革突破口，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数量和质量上质的提升。以专业线索为抓手，促进职业教育贯通、衔接培养更顺畅，打通技术技能人才学业上升通道和能力成长阶梯。二是要站在职业院校个体层面和区域发展的综合层面探索专业群建设逻辑。一方面，专业群的建设与发展是职业院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和治理水平提升的基础行动。这意味着职业院校不仅要深入了解产业行业变化规律、熟悉产业链特征和岗位的用人需求，在此基础上深度共享信息，根据校企双方共同需求重组专业群，并重塑课程、实训、教学、评估等育人全过程，完善“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机制；而且要有打破现有专业设置限制的魄力和决心，明确专业群建设的目的和
路径，重构教学组织模式，将自身打造成驱动组织学习的专业集群和服务平台。另一方面，专业群建设作为职业院校与外部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重要连联结，需要立足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在产教深度融合中找准定位。鼓励学校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加快建设学前、护理、康养等人才紧缺专业，改造升级钢铁冶金、轻纺制造等传统专业，撤并淘汰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的过剩专业，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点线面结合的教育发展空间格局，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发展战略水平。
(本文系 2021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研究”的部分成果。)
（编辑 穆树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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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9期）
